“就想要发表，让别人也看看嘛。”老头乐呵呵地说。

　　一位编辑收下了这份沉甸甸的手稿，可是两年时间过去，一直毫无音信。当田洪光再次打电话前去询问时，却听说这位编辑已经退休。接电话的人模模糊糊地记得，“那一大袋子稿纸好像被堆在桌子底下，后来不见了”。

　　田洪光终于意识到这本“手写的历史”是多么脆弱。后来，在四儿子田太权的劝说下，已经70多岁的老人决定学习五笔字形输入法。

　　从事当代艺术的田太权并没有想到，父亲会对这个浩大的学习工程如此认真。连续3个月，每天上午，他都坐半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达田太权的工作室，跟一名年轻职员学习五笔字形。

　　在田太权看来，“那可真是个折磨人的过程”。

　　这种折磨大概与1977年的一纸文件有关。那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等各个媒体发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根据官方解释，“广大群众对汉字进行的简化，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智慧”。因此，在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590个原字平均笔画为13.1画，462个简化字平均笔画为6.9画，简化字比原字笔画减少近一半，一部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结构变成了常用字；减少了一部分汉字的偏旁。

　　就这样，“街”简为“亍”  ，“部”简为“卩”。当时，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田洪光费力背熟了这套“二简字表”。

　　可那是一个多变的年代。1986年6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正式停止使用“二简字”草案。但在老人的手稿里，这些已经被废弃的简化字却会时不时地蹦出来。正因如此，在学习五笔输入时，他不得不将人们最熟悉的那些汉字的正规写法，用红笔认认真真地抄在本子上，“每天看几遍，以免忘记”。

　　但他已经老了，记忆力正在慢慢衰退，前一个小时才刚学会，下一个小时就可能完全忘记。眼下，田洪光的电脑桌上放着一本《五笔字形拆分字典》，这本将近有10年历史的小薄册子快被翻烂了，就连生锈的书钉都露在了外面。

　　也正是那个时候，这个一生节俭的老人第一次跟上了潮流，让大儿子为他买了一台电脑。儿女们发现，他总是陷入这样的尴尬，想输入一个字，却发现打不出来，他只能去查字典搞懂偏旁部首，可是第二天又忘记了，一切就又要重新开始。

　　“就像科学攻关一样，这本书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的。”田太权说。田洪光老人一度打算学习普通话，改用拼音输入，可是随后就发现，“川音难改，新音难学，我学了一年还是放弃了。”他拍着自己的脑袋怪不好意思地说。

　　他只能和五笔输入法较劲了，有时气极，便会在家里“拍桌子、打巴掌”。可这一切都没能让他放弃自己的写书大业，“10年的时间就是这样过去的”。

　　2004年，噩梦又一次降临到了这个老人的身上，他患上了晚期食道癌，食道大半被切除，胃被提到胸腔和剩余的食道接连。然而田家还记得，手术结束没多久，甚至连伤口都还没复原时，父亲却像个孩子一样吵闹着要求回家。

　　原来，老人担心自己长时间不打字，可能会忘记曾经熟记的五笔字根。儿女们不得不把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病房。这个体重骤然下降20多公斤的干瘦老头，就一只手吊着点滴，另一只手颤颤巍巍地在键盘上继续修改自己的稿子。

   　事实上，上个世纪90年代丢失过一次的手稿，并不是第一次遭遇噩运。

　　早在1960年，田洪光就有了将老船工的故事记下来的打算。那时，他曾经是单位的宣传骨干，被派到市文化宫进修，学习创作金钱板和相声，并将这些本领应用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宣传‘继续革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去。

　　不过，同时也在学习“创作的秘诀”的田洪光，却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有一段时间，他独自生活在一条25吨的驳船上，从涪陵、武隆、彭水、秀山沿长江顺流而下，运送一些衬衫、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  

　　那时的川江，正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发生变化。1949年后，130多处著名的险滩被整治。一篇来自长江航务管理局的文章中提到，在川江整治过程中，“解放后不到30年，完成工程量892万立方米，相当于旧中国124年整治工程量的100多倍”。这一切，改变了“长江航道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然状态”。

　　田洪光如今还在念叨着的“青滩和泄滩”，也在那时一并被清除。川江，正在变得平静甚至“单调”。因此，每当有人请老人讲些自己的船工生涯时，他总会歪着头想一想，然后摆摆手笃定地表示：“没得啥子生活。”

　　有时，船停靠在小码头，一天“不装不卸”，他就点起铁铜色的马灯，在船尾的铺上弓起膝头写作，记录下茶馆里上百个老船工的故事。

　　故事里，川江滩险，几乎没有船夫敢在雾天或黑夜里拉船。只有一个船工是例外，他站在船头，仅仅凭脸就能感觉到风的方向。无论是在长江，还是嘉陵江，只要感觉到风在脸上移动，就知道船在向哪里移动。

　　可是更多的船工，只是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在老人的记忆里，世界还是那个“装不完的重庆，吃不完的上海”。

　　在船上，操篙弄桨的人被称作桡夫。每每船从重庆到宜昌，总是满载货物，需要的桡夫多。而回程却不需要这么多人，很多桡夫不得不走路回重庆。但从宜昌到重庆，至少也得七八天。

　　盘缠少，一路上都是荒山野岭，“山头像拳头一样，一个接一个”，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因此，他们必须背上砂锅和大米，一路自己煮来吃。也有时，不熟路的年轻桡夫掉队了，这就意味着“饿饭”，甚至还可能被野兽吃掉。

　　但还有比这更凶险的事情。田洪光经常提到的泄滩，地势凶险，水波浩荡，“犹如一锅煮开的水”。想跟旁人讲话，就算双手围住嘴巴，接近对方的耳朵，也要大喊才能让对方听到。

　　每当船经过这里，就要临时雇人拉纤，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尽管只能赚到一天的饭钱，滩上滩下还是等满了饥饿的穷人。不过，这可是个要命的差事。如果发号施令的旗语出错，船只在水里打旋，纤绳就会像拖死狗一样，将人拖来拖去。若纤绳挂到礁石缝里，拉滩人就会被撞死或勒死，身首异处。

　　老船工们还记得，那半山的岩石坎上，“到处都是撕破了的衣裤碎布，在风中摇摇摆摆”。

　　这就是那时的船工所要经历的一切，生于岸上，死在江中。每每说起这些，田洪光就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他瞪大眼睛，语速也加快了，拍着腿大声说：“就算船工们再能干，也逃不脱长江的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