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 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譬如群众要求的嘉禾式样是非常现实的，又非常富于理想的，金光闪闪，颗粒累累。倘仅从形式上追求，无论出自汉砖也好，魏造像也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美感上的要求的，写实是通俗的，但并不是庸俗的。
三、关于承继美术历史传统问题:
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
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这是原则，更重要的:不是一味模仿古人，无原则歌颂古人，而是“推陈出新”。
梁先生认为:国徽中彩带仿六朝石刻为高古，唐带就火气重了。
设计人认为:六朝的，唐的石刻造型都可取法，看用于什么场合，有些六朝石刻佛像彩带，表现静止，确是精构，倘用在国徽中，就太静止了，而唐之吴带是运动的，所谓“吴带当风”，国徽彩带采用这样精神，正适应革命人民奔放感情的要求。
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
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尤其厌群青色，但不可改为洋普蓝，及孔雀蓝，否则中国气味全失，且与朱金不和。)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色彩，其次非有强烈色彩，不适合装饰于中国建筑上，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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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张仃
提供技术意见者:张光宇 周令钊
助理绘图者:曹肇基
通讯处:中央美术学院
1950年6月15日现在看起来，张仃当初的构想大多数都体现在沿用至今的国徽上。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参见《国徽诞生记》，《文汇报》1995年10月17日)，这不仅因为画家绘制的天安门仅为目测而非实测，比例不准，而梁思成、林徽因30年代在营造学社工作时曾亲自测绘过天安门，清华营建系的制作技术手段在国内又首屈一指，同时也表现出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使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最终由两个小组集体完成。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
张仃从未出面澄清过关于国徽设计的一些传闻，如果不是从档案馆查到当时两个小组的设计说明，我们甚至无从知道曾经有着两种方案之争。（作者：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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