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张仃在故宫举办的张仃书画作品回顾展上。张仃，中国画家，工艺美术家。1917年5月生于辽宁北镇。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文学院。1949年后，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及实用美术系主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家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祝勇/摄  

        很多年中，我们没有考虑过设计者的存在———天安门（装饰设计）、国徽，早已成为某种神圣的象征，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甚至，我们觉得它们不是设计出来的，它们原本就在那里，不需要设计。  

        直到我们结识张仃，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的童年记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我们一次次在《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蜡笔画上重复他的设计：高高的城楼上，八个宫灯，八面红旗。我们甚至笨拙地把红旗飘动的方向画得左右对称，东西相反———既违反常识，又是拙劣的窜改。天安门成了我们最明亮的记忆。很多年中，我们都认为毛主席就住在天安门上，一到国庆节，他就出来向群众招手。我们那时积攒的老邮票，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些纪念邮票，《天安门图案》这些普票，甚至轰动一时的鸡年生肖票等，居然都是张老的设计，这些要到很多年后，才被我们知道。  

        张仃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  

        有人说天安门城楼的装饰设计由两个日本人完成，有人把国徽的设计归于梁思成、林徽因的账下，他从不辩驳什么。它们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图腾，至于谁是它们的设计者，似乎并不重要———他会这样想，也许。  

        21世纪之初，国徽设计的公案又浮出海面。许多当事人，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彼此矛盾的观点。林洙在《建筑师梁思成》一书中延续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国徽设计者说，任继愈认为是高庄，也有人说是张仃。  

        逼仄的客厅里，堆满了书籍资料。台灯的光晕，使他的白发格外醒目。在我们的再三逼问之下，张老终于开始回忆五十多年前的时光———昔日那个激愤、悲观和忧郁的漫画家，正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大喜悦中。他看到了山河一片大红的祖国，也看到了欣欣向荣的希望。1949年，张仃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的重任。  

        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示》，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经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于是，成立了两个专家小组设计国徽，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另一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1]  [2]  [3]  [4]  [5]  
    张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用天安门做国徽主要图案的设计思想。这一设计思想以后逐步得以完善。而梁思成则坚决反对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案，而主张以璧为国徽图案。从中央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两个设计小组阐述各自设计理念的重要史料，大体可以了解当时双方的论争。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全文为: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构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模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