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大凡一件件绝世佳作的大型艺术品，其艺术品的背后不知有多少的艺术工匠流出了多少的心血，如中国敦煌莫高窟、洛阳的龙门石窟等等，在人们欣赏这些艺术的同时，而历史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总是默默无闻，他们就是无数个小人物聚集在一起打造出来的旷世艺术精品，创造出了人类最高艺术水准艺术精华。

　　蔡国强前些天在上海揭开了其首个非官方作品《蔡国强：农民达·芬奇》的神秘面纱，5月3日该展将正式在沪亮相；上个月末，徐冰也有惊艳之作《凤凰》“飞临”北京。当公众把目光聚焦在这两位知名海归艺术家时，却可能忽略，那些艺术作品背后还有小人物的创造。  

大型装置作品《凤凰》

　　■  造“凤凰”的人是谁?  

　　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凤凰》是3月27日横空出世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站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大门口向北看去，两只由无数闪烁的LED灯勾勒出轮廓的大鸟高悬半空，昂首冲天，不远处是灯火辉煌的CBD，国贸三期、央视大楼清晰可见。  

　　这两只大小相仿的“凤凰”，被一字排开的六台明黄色的大型吊车吊在十多米的高空中，看上去约有30米长的样子，砸土机强悍的顶部构成了凤头，扣上几顶红色安全帽就成了凤冠，破碎的挖土机机械臂充当了脖子，混凝土搅拌机罐则成了凤肚，凤尾是各种建筑钢条，神来之笔是“凤凰”双翅上栩栩如生的片片羽毛——由一个个无柄铁锹整齐地排列而成。  

　　徐冰早年以《天书》系列作品扬名海内外，成为被西方主流艺术界推崇的中国先锋艺术家，2007年回国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同年，他受邀为北京CBD财富大厦建造一件艺术品。他想以建筑废料做出一个与财富大厦形成强烈对比的作品，表达艺术对资本的嘲弄。于是，便有了《凤凰》的创意。  

　　不过“凤凰”并不完全是徐冰亲手做出来的。2008年年初，在做好《凤凰》的设计图和拟稿后，徐冰委托北京奕东园雕塑制作中心制作“凤凰”。承接过无数大型制作的毛厂长刚开始以为这只是一个常规的做法：按比例放大，把框架做好，然后在表层贴一层废料就行了。后来才发现“凤凰”使用的材料和制作方式跟过去完全不同，每个实物之间怎么衔接，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关系，工人们必须一边制作，一边创作，一边调整。  

　　最先试验制作了一只翅膀，但效果很不理想，看上去像一个飞机机翼。于是只能一点一点摸索，每个细节都需要反复琢磨和修改。  

　　徐冰说，“在现场所有的人都积极开动脑筋，出谋划策。”他常让工人们发表意见，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怎样做更好看，“工人们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了解材料的性能和组装”。  

　　工人大郎是《凤凰》项目中从头至尾一直参与的人。他刚开始时，很奇怪“这个老师怎么能用废品做这个东西”，做了一段时间，却慢慢喜欢上它了。最后，大郎也开始用废品做东西了，他为了让“徐老师”来工地后有椅子坐，就模仿做“凤凰”的方式，做了几把椅子，很受欢迎。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凤凰”最终在2010年春天“飞临”北京。  

　　■  “农民达·芬奇”有谁?  

　　在徐冰紧张创作《凤凰》时，忙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国庆60周年庆典焰火表演项目的蔡国强则把精力转移到了自己世博会期间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开展的《蔡国强：农民达·芬奇》。  

　　2010年4月8日，蔡国强向外界公布了《农民达·芬奇》的具体内容。构成《农民达·芬奇》的是12位农民的60多件发明创造，比如安徽农民熊天华的飞机、湖北农民李玉明的潜水艇、北京农民吴玉禄的机器人、安徽萧县农民杜文达的太空梭以及安徽阜阳农民陶相礼为展览特别制作的长20米的航空母舰……  

　　不过，熊天华的飞机并不能飞起来。他的家乡周围有一圈山头，最低也有50米，但他的飞机只能飞30米高，所以一直飞不过去。他认为把发动机改造了，可以飞过去，结果还是撞了山。  

　　李玉明造的潜水艇经常是要么沉不下去，要么是沉下去起不来，如果起不来，就由人工用绳子拖出来。事先约定，3分钟要起不来就拖。  

　　“这些东西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不同的就是，农民是完全个体的角度；相同的是他们开拓未知世界的勇气。”蔡国强说，他还会专门辟出一个展厅，悬挂五十余个风筝，通过小风扇与投影讲述每一个“达·芬奇”的梦想，以传达中国农民的浪漫情怀。  

　　2005年在威尼斯，蔡国强曾做过一个农民造飞碟的项目，当时很多美术馆馆长对这个行为很肯定。他们说，画家其实也是发明家的达·芬奇没能让他的飞机飞起来，飞不起来又有什么关系？受此启发，蔡国强将这个展览命名为《农民达·芬奇》。  

　　■“他们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  

　　近年来，类似《凤凰》这种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出现得越来越多，《农民达·芬奇》所运用的“现成物”概念在北京宋庄、798也不时可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隐藏在这些艺术作品背后的小人物与作品是什么关系？他们对这些作品享有哪些权利？  

　　“《农民达·芬奇》里，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艺术家，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蔡国强回答了自己在《农民达·芬奇》中的角色，却没有回答这些农民发明家在作品中究竟是什么角色。在他看来，自己买了这些农民发明家的作品后，“可以帮助他更往前走，会更好——不然他一直抱着那个东西在家里面，也很难往前走。”  

　　在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刘曦林看来，这些小人物与艺术家“现在不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只是一个艺术构想的组成部分，或者只是某个作品的制作概念，而不享有著作权”。但他强调，作为参与者，“这些人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他还警告说，“借用、移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如果用多了，仍然会感到乏味”。任衍  RJ082  

　　延伸话题  

　　当代艺术家越来越像企业家  

　　徐冰、蔡国强的创意，理论上讲国外都有过类似的概念和做法，他们只是把国外观念中国化地应用而已。这实际上也是整个海归派艺术家的一种模式，他们更多是在组合资源，而不是在探索艺术观念的原创。只不过这种用西方艺术观念表达中国符号的模式，最近又有新的变化，即不再使用“四大发明”了，而是使用当代中国的符号化现象，比如“凤凰”象征崛起，农民象征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基础——廉价的农民工。  

　　海归派不应该总是在“贩卖中国”，这一代海归派既没有引进什么国际先进的文化和艺术思想，也没有像徐悲鸿那一代为中国社会的艺术启蒙做了很多教育工作。这一代海归派感觉更热衷于做明星、组合利用国内外资源，他们在国外代表中国，在中国代表国际。其艺术可能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他们的国际地位和艺术贡献实际上有点被国内媒体夸大了。  

　　与此同时，艺术家的企业家化也是一个趋势。现在很多艺术家更像一个乡镇企业家，尤其是雕塑、装置和大型艺术，从国外找一个艺术概念和形式，找一批人帮他实施、生产、制作，找美术展览场地做展览，自己在媒体上出镜宣传营销，最后接待收藏家，将作品卖出去。这种企业家化的艺术家，国外也有此现象，但在中国规模更大、现象更普遍，这主要是中国的助手、空间费用便宜，社会公众、收藏家和媒体也不太懂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