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由新闻出版总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作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来自英、法、德、美、韩、日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中外参展机构济济一堂，由中国作家协会打造的“中国作家馆”在博览会上揭幕，这是国内首次对外大规模集中展示与推介中国作家。

      文学作品成了中国图书“走出去”的痛处。在书博会推出“中国文学图书与国际市场”研讨会，中国作家与出版人直击痛处，认为文学作品难以走出去的最大外因在“翻译”上，而内因则是中国作家的写作。    

        文学图书“走出去”的并不多。记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展台上看到，目前，已经在海外出版的当代小说很少，张炜《古船》被哈柏·柯林斯集团购买，毕飞宇《推拿》版权被韩国、法国、美国等3家出版社购得。《炼狱如花》《河流如血》《英格力士》等当代小说版权在洽谈中，更多的小说还待字闺中。在北京出版集团展位上，当代小说佳作《穆斯林葬礼》《无字》等海外版权始终无人问津，相关负责人说，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多年了。  

     过去5年里作家社出版了170部外国作品，但是这期间国内作家的作品翻译到国际上的只有5部。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认为，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大部分还是在写传统，反映当代的作品比较少，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新京报》

　围绕“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作协还在昨天组织了一场“回顾与展示――拥抱世界的中国文学”为主题的交流会。作家何建明称，中国文学走出不易，得到广泛认可更为不易。以作家出版社为例，五年出版170部外国作品，而国内作家版权输出、译介到国际上只有5部。但即便是国内非常有市场的作家，在国外被接受的程度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说在国内十几万册、几十万册，但是到国际上几百册也是有可能的。”

　　作家毕飞宇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阶段，与此同时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幸的阶段”。幸运之处在于，全世界正在关注中国，许许多多的作家借着中国经济腾飞的态势有机会走向世界；但不幸的是，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互联网进入人类日常生活，全世界的文学阅读都走向了一个相对萧条的阶段，而这时，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发轫之际――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不幸。

　　毕飞宇还表示，西方在看待中国文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过分强调中国文学和中国政治的关系，而过分削弱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学品质和文学魅力。目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出现“两头热、一头冷”――西方的职业版权经纪人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存在大量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汉语已在世界成为显学的态势便是例证；但是，“冷”在出版社――很简单，中国的文学作品还不能给西方带来巨大的利润。

　　近几年来，中国作家“走出去”的话题屡被热议，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大国崛起”，中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在文化影响力上，却无法与之匹配：我们是文明古国，却还不是文化强国。另一方面，出于现实的考虑，由于中国作家迟迟不能融入世界，终归面子挂不住。

　　作家王晓方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还是有差距的，至少在创作手法和思想方面。许多人都在讲故事，但怎么样讲故事才有新意，以及讲的故事能给读者哪些思想上的启发，不怎么讲究——这是技术问题，此处不赘。更想说的是，中国作家要“走出去”，就必须在价值观上与世界接轨，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接轨。

　　比如《狼图腾》，尽管小说里传达出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信息，被译为30种语言，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但作者对弱肉强食、崇尚嗜血的狼性文化的礼赞，在现代社会却是不适宜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就说：“《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业内人士认为，文学图书走出去最大的困境在翻译上。潘凯雄说：“文学图书走出去的翻译问题比其他图书要难得多，也复杂得多。据我所知，著名国际出版机构挑选译者很挑剔，译者的母语必须是出版机构所在的国家，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出版机构都是这样。”可是目前，全世界能翻译中国小说的人并不多，因此，英美不少国际出版机构一旦看上一本中国小说，就会找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来看，“可是葛浩文1年能译多少书？撑死了也就译一两部。”潘凯雄说。  

        中国作家自身的写作也成了遭受诟病之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黄国荣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没能把中华民族真正的灵魂展现出来，也没能将中国真正的文化底蕴呈现给世界，自然不可能引起世界关注。而作家李鸣生则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与世界优秀作家相比，真正反映人性深处的写作不多，当代作家远远没有超越前人，远的讲没有超过曹雪芹，近的讲没有超过鲁迅。”此外，国内作家的创作，反映40年前的作品比较多，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作品也比较多，而反映当代的作品比较少，“中国作家的写作和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吻合度不够。”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说。  

　　而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仅仅因为主办方邀请了几名“非官方”的作家，中国代表团的作家就集体退场，只有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例外。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正如有网友说：“一国与会代表动辄退场，但能否退出地球？”

　　从更高的层面看，从出口物质产品，到出口文化产品，再到输出价值观，是一条更艰难的“结构调整”之路。不知是谁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当我们开始输出价值观了，我们才可以称为大国崛起。而现阶段，“结构调整”才刚刚开始，中国作家还任重道远。

综合：《中国青年报》《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