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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贵族统一中国以后,给汉族人民以残酷的剥削和非常不平等的待遇,形成长期剧烈的民族矛盾和斗争。汉族受到压迫,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如两晋,如南北朝,如两宋,算是最严重的了。但在当代的不利形势之下,汉族还能在南方保存一部分实力,独成一个对峙的政治局面,到了元朝吞金灭宋代后,这种情形完全变了。中国的全部土地与人民,都归之於蒙古贵族统治者的手下了。他们破坏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制度,破坏了唐、宋以来发展的农业经济,把汉人降到社会阶层中最低的一等。从前看作是上品的续书儒生,这时下降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当代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继续了九十年,一直到朱元璋起来,领导和汇合农民起义的强大力量,才推翻了元朝统治者,建立了明帝国。
蒙古族散居塞外漠之地,精骑善射,强悍勇武,习惯於游牧生活。宋时由於各部落的联合,形成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并吞大漠南北各部族,举兵南下,夺了金的黄河以北的地方,再乘胜转兵西征,申中亚细亚各国而入欧洲,势和破竹,后来凯旋东归时,把西夏也灭了。由成吉思汗几次强大武力的拓展,替元帝国打好了基础,同时也增加了他们进攻南方肥沃土地的野心。
这种南进政策,到了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太宗),实现了第一步。他在公元一二三四年(宋瑞平元年),成就了灭金的大业。从此以后,衰弱的南宋,就面对着强大的力量。当时宋朝君臣,虽尽力输诚纳币,妥协求和,然这只能苟延残喘於一时,终非救国图存的善策。结果,到了元世祖忽心烈时,举兵南下,公元一二七六年攻陷了临安,宋朝的残兵败将,节节南退,退到了今广东崖山,元兵仍是进逼不已,最后由陆秀夫负着帝投海殉国,结束了宋帝国的命运,那时正是公元一二七九年(宋祥兴二年)。
元帝国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强大的武力上。那些统治者的贵族们,用强大的武力来摧毁人民的生命,掠夺财货与土地。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云:“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公(耶律楚材)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元文类卷五七)虽因耶律楚材之言,而未使中国化为牧场,人民变为枯骨,但在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蒙古贵族的游牧政策。因此,他们的子孙,从来一统治中国,便实行高压的奴化政策。把统治的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最高,政治军事上的高官大吏,都是他们,色目人(西域、欧洲各藩属人)次之,汉人(辽、金旧人及辽、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又次之,南人最下(南宋统治下的南方汉人)。
地方官吏虽也有汉人担任的,但必须有一个蒙古人或色目人总管一切,汉人不能私藏兵器。元史百官志序说:“世祖即位。......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
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可见在当日,被征服的诸民族里,最受压迫的要算是汉人了。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君主王公只知掠夺土地与金钱。除了尽量享受汉人的物质生活,和施行便於统治与组织的制度以外,对於文化的建设与发扬,自然是很少顾问的。从前读书人看作是进身之阶的科举考试,自元灭金以后,仅於太宗九年,举行过一次。从此废而不行,至七十馀年之久。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於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他们所说的虽微有不同,但当日蒙古统治者压迫儒生以及他们在当日地位的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沦入了黑暗时期。但从文学史的观点上来看,元代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在这个新的政治局面下,由於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加上外来的文化生活的影响,不能不促使社会环境发生激烈的变化,从而使旧有的精神意识、习惯信仰也都不能不动摇彬解体,於是文学得到了新的发展的机运,而可以从旧的思想和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前人所视为卑不足道的市民文学,大大地发展起来,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而放出了异样的光彩。这一种新兴的文学,正是群众所欣赏的曲子与歌剧。
当代的古文诗词,虽也有些好作品,但是大都承袭前代,跳不出唐、宋诸大家的圈子。唯有这些新起的曲子与歌剧,无论形式与精神,都具有新的生命、面貌和创造精神,在当代的诗坛与剧坛,表现了新兴的艺术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说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主流。至於元代的白话小说,多为宋代话本继承,在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中,毫无疑问,是保存着一些元人话本的,但很难确定是哪几篇。至如三国演义、不浒传等巨著,都产生在元末明初,因此,关於元代的小说史料,将放在明代一道去叙述了。
所谓元曲,实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散曲,一是杂剧。散曲可以说是元代的新体诗,杂剧是元代的歌剧;散曲可以独立,同时又是构成元代歌剧的主要部分。
它们在语言的性质上虽是同源,但在文学的作用上,是异体。双方的关系固然非常密切,但它们各有诗的与戏剧的独立生命。前人研究元杂剧时,只注意其中的曲辞,用这种曲辞去代表元杂剧的全部生命,因此许多选本如词林摘艳、雍熙乐府一类的书,只选录其曲辞,而把那些剧本的内容不加重视,於是剧本中的曲辞与散曲混杂起来,在这一种情状下,元曲便成了散曲与杂剧的总称。现在为得要分明双方的界限,因此我在下面分作两部分来叙述,而主要是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