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郭海平和南京晒太阳活动
其时，江苏省轻工厅、纺织厅经常会举办一些行业的集中培训，也经常邀请朱小钢和我去讲课，讲课费挺丰厚，一期办下来能得一、二千元（当时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这无疑是个肥差。在这个阵地上，朱小钢讲色彩构成，我讲平面构成，借此大吹现代艺术，也引导了一些学生对现代艺术的兴趣。郭海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思想特别活跃的人，对现代艺术充满了热情，他上集训班学习色彩构成和平面构成，是因为当时的“构成”是国内现代艺术的一部分，而不像现在成了专业院校的基础课。
他当时在南京连续举办了两次“晒太阳活动”，称“为了防止艺术‘霉变’，为了艺术的健康发展，请参加我们的晒太阳活动”。“晒太阳活动”没有作品审核，没有主题，只有开放和交流，称“只要参加了，就是主人。”
我和朱小钢是在报纸上知道这两次活动的，我们还议论是谁干了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报纸上有郭海平的名字，但我们怎么也没与这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连在一起，因为集训班结束后，我们之间没有联系。
到郭海平来请我和朱小钢参加他组织的座谈会时，他提及他刚刚组织的南京“晒太阳活动”，我和朱小钢都惊住了，创意如此独特的活动竟由这毛头小伙子干成？当问及为什么没通知我们参加时，他坦言道：“担心你们不会参加。”
我和朱小钢如约依时而去参加他的座谈会。会场——实际是鼓楼公园展览馆顶部喝茶的地方——来了不少人，成名人物也不少，大家见面彼此寒喧，打招呼，围着一个个小桌子喝茶聊天，早过了所定的开会时间，也没见谁主持开会，郭海平一直陪着我和朱小钢聊天。好一阵，郭海平才透露，所谓“座谈会”就是这样没有预定内容、没有主持人的会。真有意思！你看彼此之间不是聊得很投机吗？大概就这样延续了近两个小时，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彼此哈哈一笑，互相作别。我由衷地感叹：郭海平真是个天才，总有奇想！
2002年郭海平又组织了一次“晒太阳活动”，听说闹出了个“国旗”事件……2006年底，郭海平协助精神病院病人画画，并于2007年初在北京798进行展出，又弄出了不小的动响……他当真是一个满脑子奇思妙想的人。自86年打开思想的闸门后，“艺术之流”从未枯竭，且奔腾得越发猛烈了。
八、江苏新野性主义作品展
“新野性画派”的声名鹊起，要求我们办展览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于我和朱小钢正在办理调往上海的手续，使我们突然想起应该办一次画展以答谢支持我们的南京观众。“新野性画派”在南京美术馆曾有过一次正规地内部观摩，包括此前的“诗画联展”，业内人士对我们的原作并不陌生。
这是个临时决定，由于去省美术馆联系未果（省美术馆展览在半年之内已经排满），我们只好将地点选在当时极具先锋意识的展览阵地——鼓楼公园。在鼓楼公园办展其它方面都较满意，就是地方小了点，不利于全面展示作品。鼓楼公园位于市政治中心的鼓楼广场上，虽称为公园，实际全部内容就是这个展览馆，公园靠近广场处立有很大一个广告牌，是用于宣传展览的，过往行人及汽车里的人等都能一目了然地看清广告牌上关于展览的宣传内容。朱小钢自告奋勇包下了广告牌的任务，从设计到完成，由朱小钢亲自动手制作，他的设计水平和字都太好了，其它人代替不了他。这是个很艰苦的工作，拎着油漆桶从架梯上爬上爬下，浑身沾满了油彩，与平时的朱小钢判若两人。广告牌是黑白两色的设计，在“新野性绘画作品展”的前面郝然写着“白斑马”三个超大字。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要加上“白斑马”三字？朱小钢未正面解释，我自己瞎猜了一会儿，也猜不透，世界上有白斑马吗？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白斑马与新野性绘画有着什么关系呢？到如今我也没猜透，一会儿觉得有关系，一会儿又觉得没关系，其它的成员，对白斑马也都有着各自的理解，白斑马之谜只有朱小钢能解开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江苏新野性主义作品展”开展了，我们没搞什么开幕式，但参观画展的许多人不约而同选在刚开展那天来参观，把鼓楼公园挤得水泄不通。公园太小，人太多，南京市许多媒体都到了，省、市电视台，报纸的记者都有，我忙着接受他们的采访，整个上午完全无法顾及接待其他任何人。当然，有樊波、朱小钢招呼着，我也不担心会出现什么事情，后来从签名簿上看，来了很多名人，有些是我们邀请的，有些则是自己闻声而来的，武中奇和黄养辉两位泰斗般的大师的名字也留在了签名簿上，这让我们倍感意外，我问其他人谁看见了两位大师，都摇头。管理签名薄的人不懂绘画，自然也不知武、黄两位大师的名字。
中午之后，画展人流量进入正常，以后的几天里都是这样，什么样的观众都有，留言簿成了我们观察效果的重要依据。留言簿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把“新野性画派”捧上了天，有的把“新野性画派”贬入了十八层地狱。褒贬不一，这是我们原先预料中的事，大部分人看不懂我们的画，经常主动与我们攀谈，要我们解释解释。刚开始我们煞有介事地解释一番，后来看见问的人多太了，也懒得再解释了。其实，哪能说清楚呢？审美水平不是一下子就能提高的。我记得有个中年人，戴着眼镜，在展览馆里一遍一遍地转悠，后来听人说我是负责的，就与我打招呼，要我解释为什么这么画，我看他转悠得辛苦，向他解释得也格外耐心。一遍、两遍、三遍，无论我如何解释，他总是说没听懂，其时围观的人多了，画派的其它人叫我说有事，才解了我的围。我溜出展览馆，两个小时没敢回来。待我回来时，同伴们说那人刚走，因为其他人不耐烦解释，他一直在等我呢！
到画展顺利结束时，我和几个同伴来撤馆搬画，已有一半作品上了汽车，约有五、六个人匆忙赶来，他们是省外某个美术专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见我们撤馆大失所望。他们冲进展览馆转了一圈后，出来与我们商量能否再延展半天，因为大部分学生下午才能来参观，我婉言回绝了他们，他们又重新进入展馆，一边观画，一边看着我们将画一幅一幅搬上了车。然后，满是遗憾地离去。
中国艺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如今一切已成往事，而八五新潮艺术思潮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与滋养却余韵悠长。现在，我将新野性艺术展结束时的这一幕当作这篇文字的结尾，是否这些观展者的遗憾，也正暗合了中国现代艺术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回响？就此打住。 傅泽南谨记于于公元2007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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